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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如果企业的活力下降直接影响债务能否按时归还，这一影响甚至还会传递到银行系统中，影响银行系统的稳定性。我们的模型显示，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越高的省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比例就越高。也就是说，家庭部门流动性收紧的影响会通过拖累企业经营活力传递到银行系统中，从而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侯春燕认为在于整个宏观经济形势仍面临一定压力，叠加外部扰动因素的影响，经营管理人囿于不确定性因素，企业产能扩张的周期有所推迟。“但国内部分行业中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其成长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侯春燕强调。例如某一类企业，无论行业景气的好坏，在研发上都在持续投入，而且产品力、渠道力都没有问题，具备核心竞争力，那么最终当周期过去而需求起来时，这样的企业未来就会带来不错的回报率，阶段性的盈利承压在估值上或许正是建仓好时机。

责任编辑：张瑶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11日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焦红就“加强市场监管 维护市场秩序”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为文字实录：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

美国的贸易救济手段根据所遵照的法规不同可分为国际手段和国内手段：国际手段依据的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定制定处罚措施，如《反侵销协议》、《反补贴协议》；国内手段则根据美国国内法展开相关调查，如《1930年关税法》、《1974年贸易改革法》。中国态度强硬，迅速宣布反制措施。在美国总统签署制裁备忘录的数小时内，我国商务部发布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该清单暂定包含7类、128个税项产品，按2017年统计，涉及美对华约30亿美元出口。

在侯春燕的理解中，“价值投资”的核心就是能够对企业长期盈利能力进行判断。其中，“长期”的时间维度尤为关键，与简单把握阶段性的机会不同，“长期”更强调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近两年来，市场越发重视企业盈利的稳定性与长期性，给予的权重也越来越高。”这是侯春燕的切实体会。

董登新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并购重组相关过程中，交易关联方可能在交易定价、交易估值中有意识地人为操纵，诸如有意的高估值或有意的低估值。董登新建议，在并购重组中，首先要打击假重组、“忽悠式”重组，同时也要对并购重组中标的估值等方面进行严格的审核和监管。对并购重组中各个交易方的利害关系，要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和披露。